那我就要在这脏水里，杀出一条血路。
我擦干眼泪，从行李箱里，拿出了那个装着“武器”的盒子。
日记，已经给了他们第一次痛击。
那么，剩下的那些东西呢？
我的目光，落在了那几支看似普通的录音笔上。
我拿起电话，拨通了陈律师的号码。
“陈律师，”我的声音，冷静得像一块冰，“我们必须搞清楚，这些录音笔里，到底有什么。
现在，立刻，马上。”
6 最后的武器陈律师的办公室，深夜里灯火通明。
巨大的会议桌上，那五六支造型各异的录音笔，被一字排开，像一列等待检阅的、沉默的士兵。
我和陈律师，一人一台笔记本电脑，一副耳机，开始了这项浩大而又充满未知的工程。
我们并不知道，哪一支录音笔里，藏着顾先生留下的线索。
我们能做的，只有最笨的办法：一支一支地听，一个文件一个文件地找。
时间，在一分一秒地流逝。
第一支笔，里面是空的。
第二支笔，里面录下了顾先生和他的理疗师讨论康复计划的对话，内容平常，毫无价值。
第三支笔，似乎是顾先生随手放在书房的。
里面是长达数十个小时的、断断续续的背景音。
有他翻动书页的“沙沙”声，有窗外的鸟鸣，有保姆打扫卫生的吸尘器声。
我们戴着耳机，把音量调到最大，像两个在沙里淘金的矿工，试图从这些冗长的、毫无意义的杂音里，分辨出任何一句有用的对话。
三个小时过去了，我们一无所获。
我的信心，开始一点点地被消磨。
我甚至开始怀疑，这是不是顾先生布下的一个“空城计”？
他只是想用这些东西，给我一点虚假的希望？
“陈律师，要不……算了吧？”
我揉了揉酸涩的眼睛，声音里充满了疲惫，“也许，这里面什么都没有。”
“别急，李女士。”
陈律师显得比我更有耐心，他的目光依然专注，“顾老先生行事，从不拖泥带水。
他既然把这些东西和日记放在一起，就一定有他的深意。
我们再试试最后一支。”
他指向了桌角那支看起来最不起眼的、像一支普通签字笔的录音笔。
我认得这支笔。
这是顾先生生前最喜欢用的一支笔，他总是把它插在自己中山装的上衣口袋里。
我把它连接上电脑，点开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