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年，窝囊了大半辈子，守着一亩三分地，只求个老婆孩子热炕头。
可这回不行。
那笔钱，是我女儿小娟走出这穷山沟、去省城读大学的指望，是我那病歪歪的老娘最后抓药的救命钱，是全村人眼巴巴盼着、能稍微直起点腰板的血汗钱！
它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没了影儿，烂在哪个王八羔子的兜里！
回村的路上，那辆破旧的三轮蹦蹦车颠得我骨头都快散了架。
司机老刘头瞥见我怀里死命护着的袋子，又看看我灰败的脸色，欲言又止，最终只是重重叹了口气，把油门踩得更狠了些。
车身剧烈地上下弹跳，每一次颠簸都像有小锤子在狠狠敲打我的肺腑，那股熟悉的、令人窒息的闷痛又隐隐泛了上来。
我下意识地伸手按住了左胸，隔着薄薄的衣料，能摸到口袋里那张折叠得方方正正的纸——县医院那张冰冷的判决书。
车子终于喘着粗气停在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下。
正是晌午头，日头毒得很，晒得黄土地直冒烟。
村口那口废弃的老井旁，几个纳凉的老头老太太摇着蒲扇，昏昏欲睡。
可我的三轮车刚一熄火，那几双浑浊的老眼就像突然通了电，齐刷刷地扫射过来，目光粘稠、复杂，像甩不掉的蛛网。
他们的低语声蚊子哼哼似的响起，带着一种令人头皮发麻的、心照不宣的窥探。
“卫东回来了？”
“啧，还真去了……抱着个啥？
炸药包不成？”
“作孽哟，安生日子不过……”我低着头，抱紧袋子，加快脚步，只想快点穿过这片无声的审判场。
脚下的黄土路滚烫，鞋底似乎都要被烫化。
快到家门口那片熟悉的矮墙时，院门“吱呀”一声被猛地拉开，我那婆娘李秀琴像阵风似的卷了出来。
她头发蓬乱，眼睛红肿得像烂桃，显然是哭过。
“王卫东！”
她尖着嗓子，声音嘶哑，带着破锣般的绝望，“你个挨千刀的！
你还真敢去！
你嫌命长是不是？
你非要闹得咱家鸡飞狗跳、永世不得安生是不是？！”
她扑上来，枯瘦的手指像铁钳一样死死抓住我的胳膊，指甲几乎要嵌进肉里，拼命摇晃着，试图把我怀里那个象征着我决绝抗争的袋子夺走。
“你给我！
把那害人的东西给我扔了！
扔了！”
我死死抱住袋子
